甲午战争使“亡国灭种”四字深入人心

2023-11-19 14:56:31　人看过

甲午战争使“亡国灭种”四字深入人心

甲午战争使“亡国灭种”四字深入人心甲午海战一声炮响，让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就瞬间化为乌有，大清王朝再度颓然倒下。

1895年2月，严复在《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指出如果中国在如此沉重打击下仍不能彻底清醒清的话，那么“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1895年5月，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直截了当地对光绪说：“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

读书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汪笑侬当时在大连演戏，他触景生情，唱出“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两句，一时被当时大连全市市民挂在口头，“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

显然，甲午战争对中国人不啻是晴天霹雳，“亡国灭种”这四个字，已经不是夸张的恫吓，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境遇。

甲午战争促使清朝知识分子转向西学甲午战前的历次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几乎都被解释成个别将帅畏缩怯战，或个别奸臣投敌卖国，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人这一思维定势。

战前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取胜抱有信心，如果说西方的船坚炮利我们不了解底细，那“蕞尔小国”日本我们则一清二楚。从光绪到帝师翁同龢，再到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开战，连当时的西方世界，也并不看好日本。

然而战争的结果，让中国人不得重新思考，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最大、也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到了来。

民国著名学者、蒋百里的同学张宗祥写道：“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

甲午战争也促使刚成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开始“涉猎译自外国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致力西学。

甲午战争触动光绪慈禧重新认识世界不光是普通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巨变，朝中重臣和皇室，也开始关注西学。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当天，翁同龢给光绪呈上新书，“至书房，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除此之外，光绪还读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

这些书籍为光绪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光绪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

甲午战争也同样促使慈禧重新认识西方世界。

慈禧曾同刘坤一说，（在甲午时）“我每闻军前失利甲午海战战败新考下集，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战事糜烂之际，直隶总督王文韶奉召进宫，据他的观察，光绪帝是“词气尚能镇定”，而西太后则“忧愤形于辞色”。

在新亭对泣之后，慈禧必须弄明白，是什么让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家脱胎换骨，变得如此强大。

“时帝颇流览新书，见刘瑞芬《英法政概》，宋育仁《采风记》。遂为后言，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乃以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进后览，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帝以告同禾，同禾退告其门弟子曰：今而后法必变矣。”（《慈禧传信录》p464）

甲午战败促使清王朝开启体制创新甲午战争空前沉重的打击使精英阶层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沿老路走下去了。

1895年4、5两月，盛宣怀给翁同龢、李鸿章等连发三信，提出变法问题，他说：“马关之约甘心顺爱，何以纾宵旰之忧，而保中原之危局？不若远效越吴，近师普法，含忍目前，力筹报复。”

5月份，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也苦心构思，向朝廷上了一份改革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

《马关条约》生效第三天，即1895年5月8日，光绪发布上谕，指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大清政治中积弊重重，因此他要痛除积弊，力求自强：“嗣后我君臣上下甲午战争使“亡国灭种”四字深入人心，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甲午战争使“亡国灭种”四字深入人心，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

上谕一下，大臣们闻风而动甲午海战战败新考下集，纷纷上书提出各种变法主张，以守旧著称的大学士徐桐带头上表，要求改革用人机制，甚至荫霖这样以前认为凡是学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的极端保守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是可取的。

甲午战争使士大夫阶层认识到，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甲午海战战败新考下集，才能避免灭亡。署理漕运总督邓华熙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给光绪呈进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赞其“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并且主张学习泰西立国之“本”，即西方的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共识是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在变革共识下，朝野的新旧党之争已经“绝少”，正如萧功秦所评价，“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

可惜，光绪和康有为没有把握住这个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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