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立宪派

2024-01-02 10:25:20　人看过

关键词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立宪派

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立宪派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

摘要

立宪派是自维新变法失败以来，同革命派一样活跃于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其各种思想与活动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却回避了与立宪派相关的内容关键词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立宪派，这样容易给学生造成一种维新派之后就只有革命派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错误认知，同时会是使得学生对于辛亥革命的理解不够透彻。本文意图通过叙述立宪派在革命进程中的作为与革命派的关系，进而证明立宪派对于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

立宪派 辛亥革命 作用

立宪派的概念在辛亥革命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但人民版对立宪派只字未提，尤其是在叙述到立宪派为主要力量的保路运动时，也回避了“立宪派”这个词，转而用“在革命党人频频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人民群众也不断展开斗争。1911年5月， 全国范围的保路运动兴起”这样的语句来进行叙述，不指出立宪派在其中的影响，反而用“人民群众”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然而讲述辛亥革命不提及立宪派是很难让学生体会到辛亥革命的发展形势的。并且对于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的同学来说，很容易然他们形成一种维新变法失败后国内就没有人继续主张立宪、辛亥革命是革命派一手造就的错误认知。正如美国学者韦慕庭说：“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1]，只有在学习辛亥革命时对立宪派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它和革命派的关系进行了解和学习，才能够理解辛亥革命的内在含义以及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学生才能够更加全面的理解辛亥革命。

立宪派脱胎于维新派，代表人物以官僚、士绅、地主为主的上层资产阶级为主，例如张謇、梁启超、汤化龙、汤寿潜、谭延闿等。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主张中国应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希望在维护皇权合法存在的基础上，能够召开国会、订立宪法来限制皇权，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和平请愿的方式来促使清政府实行立宪。在此辛亥革命教育改革，张謇、梁启超两人作为课本上述及的实业家与维新派的代表，如果学生知道他们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在革命中的作为，那么更有助于学生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局势的理解。

立宪派在辛亥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立宪派在革命前对西方思想的宣传以及主导保路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立宪派在推动各省份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推动产生了双重影响：既使辛亥革命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大的成功——14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又使革命具有了不彻底性，从一开始就是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

01

立宪派与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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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发生如课本所介绍的一样，是革命党人抓住四川保路运动这个有利时机，然后策划进行的，所以可以说保路运动的发生是辛亥革命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环，而保路运动看似是群众自发的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表现，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与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的运作是息息相关的。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集会成都，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著名立宪派人、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破约保路”宗旨，并派人分路游说宣传，揭露清廷铁路“国有”、举借外债的罪行，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地成立后，人民群众纷纷入会，卷入保路运动激流中，谘议局、保路同志会，川路股东会，成为运动中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2]。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在舆论上也占据了主动地位，士绅运用各地的报刊大肆宣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国内的各大报纸和四川省报纸密切关注运动的情况，各地对于清政府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立宪派有效的影响着社会舆论。保路同志会还派出一批讲演员和委托各州县在成都就学的学生，利用时机或趁暑假回乡宣传，使四川的舆论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3]。此外，立宪派为壮大势力，还有意联络哥老会，上文提到的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的父亲就是川北一带有名的哥老会首倾，因此他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威信和一定的号召力，他曾动员其他哥老会首领参加保路斗争，很多士绅也因为参加了同志会而参加哥老会，甚至出面领导哥老会进行同志会的活动，这样一来，哥老会也得以在同志会公开、合法的名义下活动，其中许多首领成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两者联合起来发动采取了一系列暴力反抗清政府的行动，引起了清朝反动官僚的巨大惊恐，认为它“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4]。由此可见，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对于保路运动的影响是极大的，正是他们对于运动的领导、组织和宣传，才使运动的影响扩大，进而造成需要清政府派兵镇压的情况，才给了革命派进行起义的“可乘之机”。

此外，保路运动中立宪派除了想要实现“保路”、“保款”的政治目标外，还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向清政府施压，实现他们立宪的政治目标，民国建立后，交通总长朱启衿对此曾说过：“前清末造规划及此，徒以国情不协，政治不良，遂至以国有问题，激动风潮，演成革命。然人民心理，不过借此推翻专制，而于反对国有之说，并非绝对的主张[5]。”可见在当时人看来保路运动的发展是承载着立宪派的政治诉求的。而尽管立宪派在运动中采取各种措施来胁迫清政府，清政府却仍然继续实行被人讥讽的“皇族内阁”，他们广泛参与政治的谋求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他们与清政府也越行越远，进一步推动他们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偏向了革命派。

02

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的行动

Law

在士绅、地主为主要势力的各省谘议局的推动下，许多省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武昌首义进行的地点湖北省亦是如此，武昌起义后，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瑞徵逃遁，群龙无首，起义首事者于是赶往咨议局请当时的议长汤化龙主持大局，汤辞让，但表示愿意辅助黎元洪出任都督，于是在汤化龙为首的谘议局的支持下，建立了湖北军政府，并宣告湖北独立，汤化龙随后又通电各省谘议局督促他们响应起义[6]。可见，就算在革命最初爆发的地方，立宪派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安徽在谘议局与地方绅士的奔走下促使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随后一致推其为都督；广西谘议局也说服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贵州则由谘议局主导迫使巡抚沈瑜庆独立[7]……由此可见，许多地区在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形下宣布独立是由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完成的，而不是因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赞成革命与共和的行为结果。

事实上，武昌起义爆发后并没有能够快速的获得各地的支持和响应，很多地方官僚和立宪派一开始都对是革命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有的地方则上书请求清政府尽快派兵镇压起义与各地的叛乱，希望避免造成更大的动乱，但是清廷对此不予重视[8]。在这种情形下，各省为维护地方上的治安，防止武装起义的再次发生，于是纷纷宣布独立。

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在武昌起义后，其实对清廷仍是抱有幻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謇在维护地方安全的目的下也开始劝导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告江苏独立。还推动程德全发表通电请中山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中山未回以前，拟认武昌黎都督为临时政府”[9]。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转变之快，颇耐人寻味，但其转变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他曾说“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10]，在他看来，观察世界局势和中国的民心来看，中国实行共和体制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却不提自己对于共和政体的看法，还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11]，实行共和体制是为整个国家考虑的结果，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自己为国家考虑不得不支持革命、共和的无奈，与其说张謇是由于对清廷的失望，快速的转向革命，不如说他是在当时局势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妥协，希望能“藉此表示前进，证明自己并不是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12]”。

正是在以谘议局为主要活动单位的立宪派的推动下，革命才能够以一种低烈度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大的成果。也正是由于各地的独立基本都不是由革命派主导完成，而是在立宪派、旧官僚、军阀的推动下完成，再加上革命派没有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才造成了民国共和体制难以为继、军阀混战的局面。

03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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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与革命派在二十世纪之初是严重对立的，两派在海外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是由于他们的出身和主张在某些地方仍是存在相似性，他们也进行过一系列的合作。他们的最初汇合点就是保路运动。立宪派在保路运动开始时明确表示，“能赞成善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也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虽我亲也仇之”，湖南的立宪派表示欢迎革命派参与保路、争路，参加铁路协赞会等组织的活动；其中湘路股东共济会和集股会，就是由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控制的留日同乡会合作领导的。四川立宪派则让同盟会成员程莹度担任了保路同志会的讲演部长，派江潘等代表川省去湘鄂粤等省联络，也表现出了对革命派的信任；在这种信任之下，四川同盟会员在谘议局、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中也十分活跃，竭力营救被捕的立宪派人，并为保路同志会提供经济资助；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则曾支持汤化龙入都拒债争路[13]。可见革命派和立宪派密切配合辛亥革命教育改革，推动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

在武昌起义前后，各地的立宪派就和革命派有所合作。有研究指出，在上海地区，沈缦云、李平书等在武昌起义前夕即和陈其美接触，尽管他们一直从事着立宪活动，但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立宪政体，当君主立宪仍有一线希望时，要竭力争取立宪，当立宪没有机会实现了，他才转向拥护共和，与张謇一样，民主立宪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愿望。在上海“光复”中辛亥革命教育改革，立宪派发挥的作用相当突出：立宪派代表人物不仅较早地和革命派联手，还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沈缦云发动南北商团公会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推举李平书为会长；又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沈缦云任会长，在上海的革命派领袖人物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都成为重要会员；并且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武装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联合行动的，立宪派的商团武装，也参加了革命战争[14]。

其他各地关键词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立宪派，如上文所述，一些地方上的绅商为主的立宪派上层人物也表示拥护革命，促使立宪派迅速转向革命，进而形成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合流，加速推动了秦王朝的灭亡。

此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时往往是采取一种秘密进行的方式，革命思想影响到的范围和人群非常小，而立宪派却总是公开的发表他们的主张，并积极及逆行宣传，立宪派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派进行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启蒙”的一课，启发了民族的政治觉悟，起到了“起开民智”的作用，立宪派主导的保路运动能够激发起知识分子阶层与下层群众一起参加也离不开立宪派的宣传和活动[15]。

0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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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能够取得成果自然离不开课本重点介绍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但是立宪派在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容忽视。辛亥革命的进程错综复杂，立宪派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立宪派与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进程中的关系也千头万绪，抓住其中的两点能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更加透彻：第一，自保路运动开始至民国建立，立宪派与革命派从对立到联合的过程，正是立宪派对清廷逐渐失望的过程，立宪派对清廷态度的转变加速了清朝的覆灭。第二，武昌起义后，立宪派逐渐倾向革命、并推动各省独立的行为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但这并不是立宪派摒弃立宪、支持共和政体的证明，而是一种考虑当时局势的妥协，立宪派并没有从此和革命派同心同德，这使得两派之间的合作只能是短暂的、有限的，进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立宪派扩张“绅权”的主张与革命派扩张“民权”的主张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的再次趋于尖锐，两排最终分道扬镳，未能携手带领中国走出被欺凌的困境。

所以如果学生在学习辛亥革命时，能够把握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对于清朝的快速灭亡和民国建立后共和体制难以维系的局面都讲有更深刻的理解。

注释：

[1]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韦慕庭先生序第3页。

[2] 王萍：《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 葛风涛：《清末保路风潮何以激化》，《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4] 王萍：《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5] 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转引自葛风涛：《清末保路风潮何以激化》，《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6] 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转引自汪荣祖：《士绅与民国肇建》，黄兴涛、朱浒主编：《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7] 汪荣祖：《士绅与民国肇建》，黄兴涛、朱浒主编：《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8] 汪荣祖：《士绅与民国肇建》，黄兴涛、朱浒主编：《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9] 中山市档案局（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第407页。

[10] 张謇：《致袁内阁代辞宜慰使农工商大臣电》，转引自宝成关：《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881页。

[11] 张謇：《辛亥九月致内阁电》，转引自宝成关：《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881页。

[1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第192页。

[13] 王萍：《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4] 郭绪印：《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史林》2012年第5期。

[15] 郭绪印：《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史林》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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